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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永远自傲于超前思维

作者:王牌赌场 发布于:2020-10-17 01:27 点击量: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搜狐网请来《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先生来介绍一下他们的期刊以及将来的想法,现在请朱伟先生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朱伟:谢谢各位网友朋友们对三联周刊的支持,尤其搜狐的网友,代表着特别年轻、有活力的一批人,也是《三联生活周刊》将来要特别靠近的一批人,希望搜狐的网友能对《三联生活周刊》多多支持。

  主持人:朱先生,明年是三联创刊十周年,想请你给网友介绍一下这十年历程的大致阶段。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从1995年创刊至今,已有过四任主编,我于1995年十月份接任。1995年1月份以后是以月刊的方式运行,杨先生一共做了四本。我接手以后,生活周刊第一阶段是先从1996年1月份开始以半月刊的方式运行。当时之所以没做周刊是因为经济实力和人员的实力都不够。我国地域广阔,周刊发到外地的时候,估计也是一周以后了,起不到周刊的作用。所以半月刊的方式一直做到2000年年底,到2001年转为周刊,应该说是第二阶段。当初我们转为周刊的时候,大部分媒体朋友以及我们的发行公司、广告公司都是反对的,因为周刊的时间很短,要用周刊的方式运行怕质量不能保证,另外从读者需求来讲,大部分的人认为中国目前读者市场还缺少周刊的需求。包括现在《新周刊》的老总封新城还在跟我争论,说周刊的市场现在还没有,还是应该做半月刊,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做半月刊。当时变成周刊时机也不是很成熟,还有很多问题,但我们抢先一步变成周刊以后,现在从广告情况看是先走一步,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周刊从2003年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把周刊做得更丰富的阶段,《三联生活周刊》做半月刊的时候还没有新闻版,因为报道的东西都是半个月以前的,只能做事件的后续报道。现在做周刊,每周二做选题,下周二可以出来,新闻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就是如何提供一周内的精神食粮或者说消费指南。2003年开始作为第三阶段,我们把《三联生活周刊》做得越来越厚。原来我们编周刊的时候是每期64页,到2005年会变成120页左右,内容比例会达到90-100页,当然广告量也会增加。我的理想是每年篇幅都能增长,把《三联生活周刊》做成德国《明镜》周刊那样每期300页左右,大概有100页左右广告,属于一本对一周信息梳理比较权威的刊物。

  朱伟:对,扩容已经开始了,我们从2004年第51期开始就有120页了,但这120页里有40页的广告,内容实际只有80页,我们希望其内容可以达到90页以上。因为随着广告越多,对内容的要求也就越高。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媒体被广告拖垮,因为广告多了,读者对内容的需求就越要提高。如果广告量多了质量,内容的质量上不去,内容篇幅、容量都不能达到读者需求的话,那读者就会抛弃你。

  主持人:我见过一个统计说中国有8000多种杂志,从规模上来讲,发行量能够上十万的只有500多种,从同类期刊的性质来讲你们有多少对手?

  朱伟:我们的对手还是在周刊领域,要不断跟从对手的竞争中成长,因为这是一个杂志成长过程中必须的,如果没有竞争对手就没有动力,要在与竞争对手的竞争中才可以前进。刚开始做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北京青年周刊》和《深圳风采》周刊,这两本周刊的特点是我们创刊的时候它们就已存在了。他们的优势是比较早地进入周刊,当我们是半月刊的时候他们就是周刊,北京青年周刊当时的价格是2元多点,深圳风采也是,我们当时定价8.8元,从定价上来看就有非常大的劣势。

  《北青报》有的同仁跟我讨论过周刊,他们认为很简单,把报纸钉在一起就是周刊了,我们的理念与此完全不同。1996年到2000年底我们基本是和这样类型的周刊在竞争。现在《北京青年》周刊越来越没办法跟我们竞争,它开始转向报纸化和娱乐化。新时期竞争对手还有《新周刊》,但到1999年的时候,它开始走向另外一条道路,更加时尚、更加年轻,其实这基本上退出了周刊阵地,而且还是半月刊。到第二阶段,即2001年到现在,我们前段时间的竞争对手是《财经》。《财经》杂志虽然是半月刊,但财经的力量,对财经生活的干预尤其财经新闻的报道还是特别有力量的。2003年之前,它们的广告一直比我们要好,但去年其广告已赶不上我们了。还有《中国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南风窗》,前两者新闻资源上依托于中新社、新华社,比《三联生活周刊》有更多的资源,而且从人力物力上讲也有更多的优势。

  《三联生活周刊》也有我们自己的优势,第一我们是在中国所谓“知识分子摇篮的出版社”下的刊物,文化资源得天独厚,这是别的刊物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其文化资源好,对于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的思考也就很有独到之处。或许一些人觉得《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种特殊的味,也有人说这种味很有问题,有点矫情、小资,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资源,所以对于新闻事件思考的角度是我们一个特别大的优势。

  另外一个优势,我们相对做一些更加丰富的文化层面的东西也是有独特优势的。比如说今年《三联生活周刊》做的《成吉思汗》封面故事,反映还是非常强烈的,这样的周刊故事其他的周刊做起来相对比较困难。比如我们做一个“坠机事件”,大家去做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坠机事件”背后的思考又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优势。我们在过程中充分利用这种优势,通过跟竞争对手的竞争争得更大的地盘,这样才可以前进。大致的竞争阶段也就是这样。

  主持人:我对《三联生活周刊》的语言风格一直很感兴趣,这种叙事的从容和出乎意料的视角是怎么形成的?采编人员对这种风格的形成是否是在有意识的研究后确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是谁制定这样的标准?

  朱伟:我开始做《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时候对这方面的概念非常清楚。《三联生活周刊》到现在要十周年了,我现在要整理相关的资料,我们每次都有相关资料留下。当初我并不想办一本单纯的新闻类杂志,也并不想办一本文化类杂志和时尚类杂志,我其实想办一本“杂交”杂志,就是把文化、新闻、时髦杂交在一起。当时我提出办刊方向的思路,就是要做到“新闻的文化批评”,我希望用知识分子的资源对新闻做嫁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闻的消费太廉价,获取新闻的手段太广泛了,新闻发生以后搜狐这样的网站马上可以登出来,包括中央电视台也有一个新闻频道,人们在第一时间都可以马上了解一般意义上的新闻事件。现在对新闻的消费是看能否完成二次消费,新闻周刊可以给读者提供的就是这种二次消费,如果你还停留在第一次消费层面上那就没有意义,因为网络上、电视里已看到过。读者希望得到所谓新闻的厚点,是在新闻以外是否还可以看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们强调编辑部要充分重视对新闻事件的讨论,尤其我们的封面故事和重头报道更应该下大力气。这个传统我们十年来一直坚持,关于封面故事如何报道,从哪个角度做我们都会讨论得非常具体。一个封面故事从讨论到最后形成,各方面都要考虑到,我们还要考虑兄弟周刊要往哪个角度走,我们如何避开这个角度,避免“撞车”和雷同。比如现在都做年终回顾,今年的年终用刘翔的很多,我们天天讨论的是如何使刘翔构成二次消费。因为刘翔这个基本信息人们本身已非常熟悉了。如果封面不能提供新鲜的信息,刘翔就是一个陈旧的信息,读者对此没有兴趣。我们希望从独特的角度上发挥我们的特长。

  关于叙事方式的问题,其实现在《三联生活周刊》还没有做好,在我看来一个成熟的记者应该擅长用自己的语言来叙述新闻,尤其对周刊的记者来讲。因为周刊和报纸有很大不同。我反复跟我的记者说,大家如果都用一种方式来叙述,那只是新闻点不同,文章都是一样的。你最多只是把一个矿难的新闻变成空难的新闻而已,这样做就不会好看。我认为一个成熟的记者新闻拿到手里应该以自己的方式来叙述。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因为作为周刊的运行,时间很紧,从新闻发生到你飞过去,可能采访不到采访对象。你采访到对象拿到核心信息源还要从容地用你的语言叙述出来,这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就需要记者通过做的过程中培养。我们真正可以成为《三联生活周刊》主笔层记者,基本都要求能够形成自己的个人叙述风格。这形成了一个传统,你如果向上走,必须形成个人叙述,这样也引导了大家往这个方向而努力。我们最近也进行了这方面的讨论,《三联生活周刊》有些记者的叙述得益于对《时代》周刊叙事方式的模仿,一些很有底蕴的记者提出这恰恰是叙述方面存在的问题。《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中有很多文字是欧化的,作为中国语言应该是走向挖掘中国语言自己独特的魅力。比如在语言中成语的运用的巧妙,如果都是长句子,都是模仿西方的叙述。即使可能有形象感,但中国文字简洁的魅力可能就没有了。

  有人问周刊提倡像西方学习,那自然的语言传统是否就丢掉了?我是这么看,第一、中西方的交融现在已很难分割了,尤其是现代年轻人来说古文根底比较薄弱,但接受外语非常容易,他本身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他学习英文的叙事方式,不是传统的新闻体,注意用形象的方式叙述,这本身是好事。至于能否运用中国古典的语言文字,那对于他来说属于更高层面的问题。当然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非常有魅力,这也是更高的要求,如何用一千字的材料写出三千字的内容,这不是朝夕之功,需要长久的培养。《三联生活周刊》从创刊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十年对于一个期刊的成长史来讲还是呀呀学步的阶段。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急功近利,不能做长远的考虑。一个媒体要有几十年的成长才会真正的成熟起来。

  主持人:《三联生活周刊》过去有一个理念:倡导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它很注重对生活解释的方式。最近《经济观察报》的叙事方式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比如何力总编给许知远发了一个杰出贡献奖。大家也在讨论许知远代表着《经济观察报》的叙事方式,他影响了很多人。这种方式怎么样,为什么许知远这样的叙事方式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缥缈,很好看,但看完以后很难看出他到底要表达什么东西。这样的文字在财经类的报刊也能获得成功,那么从媒体运作的角度讲,过去我们都说什么人办什么报,只要是总编辑有足够的话语权,这个报就会是什么样的风格。我对这件事产生兴趣的原因是,是不是因为朱伟是这个风格,所以《三联生活周刊》是这个风格?

  朱伟:你刚才说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许知远的问题,他当初在《三联生活周刊》实习过,是一个特别刻苦而且是做出成绩的撰稿人。他的叙述你可以不喜欢,但他已拥有了一批读者。从消费层面,实际上媒体消费时代,从消费层面来讲既然拥有一批读者就构成了价值。文章有各种各样的,许知远的文章的风格,读者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当然一个总编是一个办刊的权力终端,可能他的喜好会左右一本杂志或者一个媒体的风格。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主编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把握刊物的话,这个媒体则是单调的。因为一个人即使有再大的容量,其喜好也会屏蔽掉一些东西。这是我要时时提醒自己的。我的记者对我的评价是认为我也是权力至上者,也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我也经常担心是否因为一个人的喜好使得刊物相对的受到影响,变得比较单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办法就是尽量地发掘各种人不同的写作方式。更年轻的人往往会有另外的写作思路,我不会要求他的思路跟我的相同。《三联生活周刊》扩版后有四十多个编辑、记者,他们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写作方式,那这个杂志的容量就会很大,所以我觉得应该容忍各种各样的写作方式的存在,许知远只是其中的一种。你说倡导生活,许知远的写作方式是否是倡导了生活?我不认为。这种写作方式还是知识分子或者精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政治关系的理解方式。这种人文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理解方式不代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方向,我认为现在《三联生活周刊》做的倡导新的生活方向的很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来思考技术。因为我觉得技术、科学永远是代表着生活将来发展的方向,而不是说精英的知识和人文特征。知识、人文新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滞后的。一个刊物能否做到引领新的潮流,在我看来,在于能否找到年轻的群体,一个媒体如果不能以年轻群体为未来方向的话,这个媒体的发展是要受到质疑的。因为先进的思想首先是由先进的生产力诞生的,在这里我恰恰觉得媒体应该关注的是如何从新的技术从科学里发现新的语言,或者新的思维方式。这个方式可能是我们永远要探讨的方式。

  主持人:现在《三联生活周刊》采编人员中理工科背景和文科背景各自占到什么比例?

  朱伟:还是文科占大多数,但现在有一个可喜的去向。《三联生活周刊》新招的记者年龄一定要在30岁以下,年龄越小越好,当然前提是要有思考能力。现在的小孩儿,尤其20多岁的小孩儿,尽管他是学文科的,其兴趣点可能也都转向电脑、IT、现代通讯,这与我们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那时是以文学、历史、哲学为时髦,而现在的时髦方向是网络、游戏。这样思维方式的改变是整个社会的趋向。一个好的媒体应该走在前面。也有人跟我探讨,说你永远是超前思维,超前思维会有很大的吃亏,就是大群体还没感受到的时候你感受到了,他们感受不到你的东西,因为总是滞后的。那你的读者层面相对来说就不是普众。我想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我有这样的问题,但我认为这恰恰不是问题而是值得自傲的地方。作为一个媒体人如果不能考虑到五年十年以后的新闻现状,那他永远是跟在社会后面,如果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捡人家的残羹剩饭那有什么价值?那我宁肯走在前面,跟我一样的人不是很多,但五年、十年后人家觉得很了不起,我们就是要做引领的。就像一个好的公司一样,我当年到韩国参观现代集团,他们给我最震撼的是他们的投资方向都是考虑十年以后,当中国大多数企业还在考虑汽车的时候,人家早就做计算机,中国做计算机的时候人家已在考虑宇航了。很多年前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投资宇航了,这给我的感受很多,媒体也应该是这样。

  主持人:中国2000年的时候曾有一个调查,关于媒体广告的比例问题,当时有一个统计说中国所有杂志的广告额收入只占所有媒体广告额的1%,美国是12.4%,德国是23%、日本是9.8%,具体到《三联生活周刊》来说,对未来广告的增长有什么样的预期?

  朱伟:我们有广告公司做代理,我们每年都希望保持15%的利润增长率,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随着其国际地位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的速度,有那么多的跨国公司来到中国。我记得跟一位朋友聊天的时候谈到一个话题,日本一个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速度快是因为中国吸纳了全世界的财富,广告的份额比例并不是非常大,是因为我们做得还不够好,所以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我想主要是现在的杂志媒体,总的广告份额还是比较小,跟市场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成长。因为一个好的媒体与市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现在还磨合不出一个特别理想的方式。比如我们看到了《北京青年报》广告增长非常快,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它被广告所蚕食。因为太多的媒体内容并没有很好地成长起来就被广告蚕食了,媒体内容成本的投入,内容容量的增长比不上广告发展的需求,蚕食的结果就是读者把这个媒体抛弃。因为《北京青年报》现在有用的信息越来越少,大多数都是软广告或硬广告,那就意味着会被逐渐抛弃。前些年做得红火的媒体这些年突然掉下来,还是因为广告和内容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学问。因为随着广告量的增长,广告需要媒体的配合,这是特别实际的情况。内容的发展一定要跟上需求,这是《三联生活周刊》发展中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如何保证你的内容是强有力的?你的内容越来越少了,杂志肯定不能往上走。

  主持人:说到办媒体的急功近利,实际上中国没有民办的报刊,所有报刊都是国家来办,体制对急功近利有什么样的影响?

  朱伟:这个体制是非常重要的事,一个北青报的老总、部主任增长效益可能跟其没有太大的关系,往下掉可能对其本身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样媒体怎么可能良性增长?但目前这个体制的问题还没办法解决。

  主持人:掌控一个媒体的总编、社长,如果有内容和广告平衡处理的意识,这个媒体也许会控制自己急功近利的欲望,那么换了一个总编以后,可能眼前能赚的钱,不赚白不赚的意识就会出来。

  朱伟:是这样的,昨天编辑部开讨论会讨论冯小刚《天下无贼》的时候也在讨论这样的话题,在他的电影里可以由广告商出钱,大家都愿意给他钱的时候,相当多的人就会说给钱的话谁不要钱?媒体做得红火,广告越来越多谁也不会推掉广告。但广告多了以后,因为你的人力不够,你就捉襟见肘。不是说现在的媒体不愿意把内容做好,因为你的人力不够可能做不好。比如一篇文章我们请一个记者做是一个模样,我们请两个记者做又是一个模样。另外记者也可能被广告商蚕食。因为现在的商业社会,真是无孔不入。当一个记者,广告商给他的好处大于编辑部给他做文章的好处,编辑部本身没有一个品牌意识的话,他可能热衷于跑会。那最后做出的东西一定是豆腐版的小信息,但实际上这会给他带来很多的经济收入,这个问题对于媒体来讲是一个特别致命的问题。《三联生活周刊》的好处第一在于现在它还比较小,我现在作为一个主编管理一个五、六十人的团队,还能管得过来。如果这个团队是500人、5000人我觉得就没法管了,要有一个强大的团队班子。团队班子里的每个人都要对商业社会和本身的内容之间有清醒的认识。另外和广告公司的关系也非常重要,你对广告公司要能说了算,而不是广告公司对你说了算。因为金钱力量大了以后他有可能反过来控制你。这也是三联书店的传统,三联书店的老总开始就强调我们媒体不能被任何资本力量蚕食,对这点认识我清醒得很,所以跟广告公司和发行公司接触的过程中我一直强调内容控制一切。

  朱伟:比如今年300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厚本,后面带了一个单本,是广告公司要求做的。因为是苏州的地产商,其实是附送刊物。我们说这个小册子可以做,但必须编辑部说了算,而不是广告公司说了算,如果广告公司说了算,那就变成一个广告了。小册子出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了很大的力量做苏州园林,虽然是为苏州地产商做的,但我主要是讨论苏州园林的意义,我做的是一个品牌。它的广告只是随着刊物而做的,并没有蚕食杂志。我们最后可能并没有赚很多钱,但这个品牌我们保住了。我的意见是我们今天要赚钱,但不是要赚很多的钱,因为现在如果不顾一切地赚很多钱的话,我们品牌会被蚕食掉,以后就没有钱赚了。我们现在给广告商有要求,每年要有一定的增长,他们也有很大的压力,但品牌一定不能被蚕食掉。

  主持人:中国高端杂志的规模总是上不去,我曾经听苗伟说尽管你们发行量已经很可观,但现在还算小众杂志。国外同类杂志能达到什么规模?

  朱伟:这是特别矛盾的事,这是几种因素造成的。中国现在虽然已构成中产阶层,而且这个中产阶层也足够巨大,大概有几百万,即使是十分之一也应该是很大的数字。但现在在我看来大家还处在原始积累期,大家对文化消费的需求远远不如对自己财富增长的需求高。大家没有时间阅读杂志。像《TIME》周刊发行那么多份是依赖巨大的中产阶层,但不要忘了作为一个工业社会美国有多长的历史,中国才有多长的历史。中国中产阶层成长起来也是非常短暂的时间,我们周围的朋友都在赚钱,很少有闲暇看看电视,腾出一些时间做文化消费。我接触很多朋友,比如联想集团中层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读生活周刊,我跟他们讨论你们什么时候看《三联生活周刊》,他们说到快睡觉的时候,躺倒床上翻翻而已。白岩松也跟我讨论过,《三联生活周刊》真的很不错,如果有时间可以从头到尾看下去真的很好。他说曾经有一次,到外地采访有一天空闲时间,可以把一本杂志看完,感觉每篇文章都很好,但平时根本没时间。现在中产阶级虽然是一个很大的集团,但真正追求文化或者追求精神生活的这部分人可能在其中又是很小的一部分。另外,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是理工科出身,不是说理工科出身的人没有文化追求,但理工科出身的人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没有那么高,只是了解一个事情的大概就可以了。我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但我觉得现在中国理工科出身的人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可能构成文化需求相对薄弱。第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价格还是太高。大众读物,比如现在我们两元多一本的杂志往往可以销到几百万。现在有钱的人没有时间买,有些人也不屑于买,没钱的人确实也没实力去买。我们《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卖到一块人民币,那也有很大的量,但我们现在的印刷成本占杂志定价的一半,如果发到一百万你想我们要赔多少?这一算就算出来了。有人现在问为什么一些发几百万的杂志广告不如你们好,你们只有这么小的发行量,而且都是品牌广告,跨国公司都喜欢在你们这儿做广告。其实就是读者层面的问题,我们的杂志广告之所以好是因为读者文化水准高,即我们所谓的面向主流群体,可能有这方面的优势。

  朱伟:档次可以,像《时代》周刊我们没办法学,因为经历了八十多年,它的篇幅仍然是这么薄,其广告量是控制的,每期不超过25%。它之所以可以控制广告是因为可以不断抬高广告价格,然后控制广告,用这种方式使得杂志始终保持这样的厚度。但我们现在做不到,广告在我看,虽然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媒体做广告,但它不会在中国目前的媒体投到和《时代》周刊一样的价格。像我们内页的广告价格一般四、五万元,这就算很高了。如果广告价格上不去,就必须要通过不断增加广告页码发展。增加广告页码,那就要增加内容,所以这很矛盾。

  朱伟:需要时间,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市场那么巨大,可以有大媒体出现,这个时间不是一两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自己的理想是《三联生活周刊》十年内广告能做到一个亿,我指的是广告纯收入而不是签单率,因为签单率我们现在已超过5000万了。做到一个亿,我觉得还是中国媒体一个起步。像时代周刊的广告,现在一年广告收益大概一亿美金,我想按现在的发展二三十年就可以做到了。

  主持人:我也和一些办杂志的人谈这个问题,他们都有感受,说杂志的盘子和报纸比最是显得太小,就是您刚才说的问题,广告多了以后,内容受到严重冲击,这个冲击一目了然。但如果送上来的广告你不用,就显得非常傻。在商言商,像时代周刊杂志所有人为什么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来保持品质?比如你是一个媒体理想的人,你觉得杂志广告和内容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但是在在中国还有一个体制问题,对时代周刊来讲就没这个问题,就属于自己的,它能控制这个东西,我觉得这种控制本身就是很好的话题。

  朱伟:对,因为牺牲一些东西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这是一个道理,但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大家多处在原始积累期。虽然《三联生活周刊》利润增长在杂志方面是相对理想的,比如这些年我们到保持了15%甚至20%以上的利润增长。今年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纯利润增长23%,这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但还是一个原始积累期。因为你这个媒体要不断通过利润发展壮大。员工的收入、差旅的支出还包括从一个人做一篇文章到几个人做一篇文章,像时代周刊十个人做一篇文章,都需要投入,那必须强调利润增长。如果现在把利润增长订在20%的线上,《三联生活周刊》要求我们的利润增长在15%,我们想发展需要有20%的增长才能实现,这就使得没办法像时代周刊那样从容卡掉一些广告,其实是应该这样的。每期只做多少广告,剩下的我就不做了,这样的话广告价格会逐渐地向上抬,会淘汰掉一些小广告公司,会有越来越多有实力的大广告公司做广告。但广告公司也要赚钱,它不能容忍生活周刊一年只做二十个广告,他也要发展,也要增长。中国现在所有的地方都在原始积累,城市在发展,所以是一个大工地,媒体也在发展,也在原始积累,拼命地赚钱。个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社会处于一个原始积累期。原始积累期很难做到很从容地考虑一些问题,这是很遗憾的事。大家为什么这么急功近利呢?相对来说我们对此想得清楚一点,在急功近利方面稍微控制得好一点,仅此而已。

  主持人:明年生活周刊的扩容计划,可以说同时受到了广告商方面的压力、集团的压力以及内在的需求,是这样吗?

  朱伟:对,它的内容只是被动的一面,主动的一面我们也希望尽快地把杂志丰富性体现出来。因为只有体现出丰富性,我们才能在跟《中国新闻周刊》、《东方瞭望》竞争中有自己的优势。《三联生活周刊》明年会强调三方面的发展,一是继续现在传统的硬新闻,方向是热点新闻追踪报道,这点我们目前做得比较好了。另外《三联生活周刊》以前的传统方向,就是面向小资、时髦群体,给大家提供一些时髦的信息。我们现在强调这个方向可能会比较多地向技术、科学调整,这可能代表最时髦的方向。第三个方向,我们现在也在挖掘文献性的东西,像刚才我讲的历史、哲学、地理、文学等等,大家对这些东西的需求也在增长。如果把这三方面做好,会有很好的增长。我反复强调,杂志肯定是不断地往左走一点往右走一点,我说的不是政治概念,而是在出击方向上,在不断的偏离和调整的过程,在整体上形成一个平衡。

  主持人:刚才你提到内容的丰富性会在文学、地理、历史做一些文章。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比如《国家地理》的大量内容,这些题材你们也会触及吗?

  朱伟:对,《国家地理》是专门谈地理的杂志,它现在已做得很成功,我觉得以后《三联生活周刊》可以有一个栏目做地理,我们已开了一个旅游与地理的栏目。但是这个栏目现在做得还不够好,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整,把栏目的定位做出来,这需要慢慢磨。因为我们希望这个栏目,比如这个栏目是一个四页的,我们希望这个单独栏目四页的质量可以超过国家地理单篇文章的质量。去年我们开了历史栏目,还是比较受欢迎的,读者也有这种需求。之所以做这个栏目,我们注意到时代周刊前段时间的调查,在美国实际上时代周刊读者对纯新闻的需求在下降,这也是与互联网、电视传媒发展有关。深度新闻人家都可以做得很好,但对于历史、消费文化方面的增长就能体现出我们的优势。我们今年做了两个封面故事,一个是做成吉思汗、一个做杨贵妃,两个封面故事读者反映都很强烈。文学方面我们也讨论,有时候我们新闻点没有抓好。比如萨卡是我们读者很喜欢的法国女作家,但报道的分量还不是很大。比如契科夫,8月份是契科夫的纪念日,我们没有做。后来编辑部有记者提出口号“温故知新”,对故的东西,通过重温更多满足现代人的消费,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过去一些老的方式上。

  主持人:刚刚谈到信息的变化,互联网的出现,美国的新闻调查,从传统媒体获得新闻信息的需求下降。那么我想顺便问一下,生活周刊对杂志上网是什么看法?

  朱伟:杂志上网对杂志的传播有很大的好处,现在杂志社也都自己做网站,想肥水不流外人田。但杂志社作为一个小媒体,与纸媒体思路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如果自己做网站,流量很小。一些大网站的转载使得《三联生活周刊》的品牌和内容有很大的辐射。为什么说现在新办的媒体,要想达到当年几百万的数量都困难,就是因为网络“作祟”,因为网络的传播,像你们网站有那么多的网友,有很多东西都把传媒的功能做得更大众化。以后的大众传媒只能出现在网络中,不太可能生长在传统的媒体中,包括杂志和报纸。现在几百万的报纸不可能出现,几百万的杂志可能也出现不了,因为有了几百万的网络,为什么还要再出几百万的报纸和杂志?已没有这么大的需求了。纸质传媒也不是必然消亡,我们也意识到这点,纸质传媒如果仅仅是纸上印的文字和劣质的照片肯定不行,将来对纸质传媒的要求,肯定是印刷的要求。三联周刊有一个大的举措,我们是以版面为基础,比如一张图片是一个简单的版面,但用很长时间做一个复杂的版面,和就把一张图片码进去做一张图片,那肯定是不同的价值,如果都能用心作纸质媒体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我觉得纸质媒体将来的层次会越分越细,不能指望占有一个特别巨大的读者层,你把这一小部分读者层研究透了那就可以了,所以还是应该向你们这样的大众传媒致敬。大众传媒现在那么大的覆盖面,你们在做很伟大的事。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随着WTO进程,境外媒体也将逐步落地,像《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杂志以后是否也会面临境外的对手?

  朱伟:我对境外对手并不是特别在意,因为做内容的人和广告发行是两个概念。广告发行进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是另外一说。但从编辑部的情况来看,因为你做的还是本土性的东西,本土性的东西还是要本土的人来做,外国人做本土新闻是不可能的,他连中国国情都不可能了解。你说的压力有可能是资本的压力,外资进来可能用资本压垮我们,但资本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像我们一些竞争对手资本比我们雄厚,但也没有在竞争中靠资本把我们压垮。资本还是要放在媒体中才能发挥作用。媒体如果自身得不到保证,团队得不到保证,也就是烧钱而已。这就跟当年的八年抗战一样,日本人从物质上是压倒一切的,但最后没有打赢。所以我觉得关键是自身精神的力量或者团队的力量。发行进来以后是构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外资进来会统合中国的发行市场,但发行的问题又比较复杂,因为把杂志发出去是一个概念,把这个杂志的钱收回来又是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杂志发出去最后能实销多少?网络也有这样的问题,网络做大了以后的浏览量有多大?如果把内容放在那里,没有人看,钱也是收不回来。杂志也是这样,我现在也可以发100万,但如果实销量达不到也是没有作用,我希望我们的实销量控制在65%-70%,我们的内容之所以做得比较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控制杠杆。

  朱伟:我们很惭愧,《中国新闻周刊》创刊时间比我们晚很多,但现在距离跟我们很近,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等到《三联生活周刊》真是能够做好,真正让读者满意,把自己的竞争力提升到第一位,这是我们最大的庆祝。我们200期的时候做过一次大的庆祝酒会,很多支持我们的朋友都参加了,包括一些大公司。200期我们变成周刊基本成功,而且基本稳定住。所以我们还要看改刊以后的成效,做好了请支持我们的朋友来庆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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